儒侠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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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侠金庸传》一书以崭新的视角、清新流畅的文字,介绍了金庸曲折而丰富的经历。作者另辟蹊径以1949年为分水岭,将金庸个人命运的轨迹放置在时代巨变之中,融哲理于文采,叙述了许多金庸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及其所走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书    名
儒侠金庸传
作    者
张建智
ISBN
7807062010
类    别
历史。地理 -> 历史 -> 传记
页    数
262
定    价
25 元
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4-1
开    本
大32开
条 形 码
978-7-80706-201-1

儒侠金庸传相关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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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侠金庸传》,这是继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和傅国涌的《金庸传》之后,第三部关于金庸的传记。与同类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张建智的这部传记不是从金庸出生写起,而是从1949年其进京求职开始。本书将金庸个人命运的轨迹放置在时代巨变之中,融哲理于文采,叙述了许多金庸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及其所走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儒侠金庸传内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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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代序) 张建智/1
上篇 1949年前的金庸
第一章
如日初升
一、新生的共和国/3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5
三、为了灿烂的前途/7
四、踏上故都北京/9
五、梦断外交官/12
第二章
海宁查家
一、袁花镇的传说/14
二、江南有数人家/17
三、查文清与丹阳教案/20
四、父亲的藏书/22
第三章
漫漫求学路
一、老师章克标/27
二、母校如慈母/33
三、母亲病亡/35
四、惜别碧湖联高/38
五、烂柯山的石梁/41
六、留恋湘西/45
七、到重庆读大学/47
第四章
抗战后的生涯
一、新闻事业的开端/50
二、进入《大公报》/52
三、白手赴香江/55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57
下篇 1949年后的金庸
第五章
五十年代的日子
一、从《大公报》到《新晚报》/63
二、侠气满香江/66
三、书剑碧血露锋芒/69
四、别了,《大公报》/71
五、“触电”长城/74
六、射雕一出、莫与争锋/77
第六章
创立《明报》
一、告别“长城”/81
二、初创《明报》/82
三、苦撑局面/85
四、《明报》发展的契机/88
第七章
审慎而灵活的报业生涯
一、健笔写社评/92
二、参悟佛经写“天龙”/95
三、世界,你好/98
四、风雨飘摇中的《明报》/101
五、政治寓言:笑傲江湖
/105
第八章
《明报》集团的崛起
一、海上升“明月”/108
二、《明报》的多元发展/111
三、《明报周刊》的亮相/113
四、《鹿鼎记》问世/116
五、儒侠的经营风格/119
第九章
从“侠”到“儒”
一、挂印封笔/123
二、十年修订/125
三、宝岛之行/128
四、离婚与丧子/130
五、董桥接手《明报月刊》/134
第十章
二十八年后的回归故土
一、北望神州/137
二、见到邓小平/139
三、廖承志的宴请/141
四、故国万里游/143
第十一章
为香港回归参政议政
一、回港后的畅谈/146
二、关注香港的前途/148
三、为基本法草案再赴北京/149
第十二章
竹里坐消福,花间补读书
一、部署引退/153
二、淡出《明报》/156
三、在牛津做访问学者/161
四、笔战彭定康/163
第十三章
退而不休
一、与第三代领导人的会面/166
二、放下无求心自在/167
三、《明报》再度易主门71
四、任浙大教授和院长/173
五、《鹿鼎记》寻根湖州行/178
第十四章
金庸生活谈片
一、在北大演讲/186
二、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大势”/189
三、“崇拜”女性/191
四、评点的风波/193
五、王朔诘难金庸/200
六、频活动、漫话人生/206
七、影视剧中的金庸小说/212
第十五章
浙大辞职风波
一、风波缘起/216
二、金庸站在风波口/218
三、尘埃落定/221
四、风波后的反思/222
第十六章
再探求一个灿烂的新世纪
一、作客《南方人物周刊》/226
二、金庸小说终结版的问世/229
三、金庸小说进课本的是与非/232
四、从为金庸塑像说起/235
五、灿烂的新世纪与金庸/238
附录金庸生平大事年表/243
主要参考书(篇)目/255
后记/260

儒侠金庸传书籍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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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十月,南太湖平原,一派天高气爽,桑林掩映着秀丽景色,风光无限。20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一代儒侠金庸开始了他的湖州之行。金庸此行一为水乡踏秋,二为他的小说《鹿鼎记》寻根,笔者作为“东道主”全程陪同,与“金大侠”近距离接触,感触颇多。在为金庸送行后,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看着他与夫人乘坐之车离开,心头依依不舍,我仿佛进入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境界。
这“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而金庸的人生历程也正如“江南”一样,沧桑变幻,如雨似烟。笔者所写的《金庸湖州行》一文曾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在不少读者和朋友的鼓励下,我想忙里偷闲把金庸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50年前的今天,也正巧是“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的江南最美好的季节,只是那时世上还没有“金庸”这个名字,只有一位叫做查良镛的青年。查良镛正接到一份加急电报,电报来自北京,拍报人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外交部顾问的梅汝■先生。这位人称“外交界老资格”的梅博士邀请查良镛北上,到外交部工作。查良镛接到电报后,不顾部分亲友的犹豫和反对,立即简装动身北上,时正值年轻有为、风华正茂之际。
那时,查良镛压根没想到,日后的他会成为文坛儒侠“金庸”。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兴许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之旅。这个青年人的理想,始于他撰写了一篇有名的国际评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此文于1949年11月15目和18日,分两次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权威学者、时任东京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的梅汝■博士的注意,于是“查良镛”这个名字,被深深记在梅博士的心中了。不久梅博士路过香港,特约请查良镛面晤。当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就能写出这么有分量的文章,梅汝■先生颇感意外。年轻的查良镛能为梅博士这般大名人所赏识并约见,也确实是欣喜若狂。学者型的大法官仔细地看了查良镛的其他-些论文,包括直接用英语写的国际法方面的文章,阅后更惊叹其才,两人一见如故。
新中国成立后,渴求人才,不拘一格,梅汝礅作为外交部顾问,想到查良镛这位年轻才俊正可为新中国所用。求贤若渴,梅汝■一回到北京即发来电报。而查良镛也正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故一拍即合。
查良镛接到梅邀他北上的电报后,一时竟像唐代大诗人李白被诏征出山时那样,似乎也想高吟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古诗。
他想起过往的人生琐事,一夜难眠。13岁入省立嘉兴中学,16岁考入高中,尔后进入大学,由毛头少年到长大成人。抗战时经历了与故乡苦难的千日之别,也行了悲壮的万里之路。战争的硝烟刚灭,他由内地东还,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海宁老家,全家人悲喜交集。虽说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倍觉亲切,但小小的海宁县袁花镇,也确非他施展抱负之地。家中虽不缺藏书,衣食颇丰,但对一个有远大志向的青年人来说,毕竟非久居之处。
随后,他离家去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但在他看来,对自己的人生旅途来说,这也只是一次小小的过渡。他对西子湖畔的人文历史和秀丽景色虽无限留恋,但仍觉得非久留之地。终于有一天,他跑到上海,如愿进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修习国际法专业。这是查良镛人生途程中追求另一种人生抱负的标志,亦是他志向远大、胸怀世界的一种表现…… 当一轮明月从维多利亚港湾渐渐升起时,他想,如果永远在香港当《大公报》电讯编译及国际新闻编辑,终非他的人生理想,如今已接到北上电邀,亦是平生施展抱负的不可多得的机会。他终于作出决定,他必须换一种活法,调换一下人生角色,他决心大踏步朝着他心中渴望已久的远大理想走去。那一年,正是公元1949年,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的新的时代 …… 1949年,是历史与时代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1949年的变迁,也许就没有了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

儒侠金庸传书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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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积累史料的基础上,手头正写着已构思好的几部人物传记。
拙著《张静江传》与广大读者见面后,上海远东出版社向我约一部长篇传记。鉴于1999年秋,我曾陪金庸先生游览、考察了南太湖畔一带的江南水乡,可以说从那之际,我就想为集“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于一身的查良镛先生写一部传记。长期以来,我对中国古代小说以及二十世纪的优秀小说心存喜欢,也作过一些研究,且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情有独钟。在我读了在美国的夏志清和夏济安兄弟俩对金庸最初发表的几部小说的评论后,也非常有认同感。而金庸的一部《鹿鼎记》正是从我的家乡南浔写起,我曾特地陪金庸先生去那里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寻根活动。这些都是我着手撰写这部《儒侠金庸传》心灵上的动力。我想,如果没有了这诸多的因素,也许我就不可能去完成这部作品。
无论在我和金庸先生直接的接触、相谈中,抑或在我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之后的感受,我总深深感到对金庸之研究,绝不是一个“侠”字所能概括。所以冷夏先生曾称他为“侠圣”,我不敢苟同。当然他写的传是加了“文坛”二字,以我的认知似也不太确切。傅国涌先生的《金庸传》索性把他从神坛上请了下来,我个人管见,也并非帖切。当然,无论是香港的冷夏,或傅国涌先生写金庸,他们的文字都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对于我写金庸无不都有帮助之处。其实,就我的体会,以金庸所写文字,以他的个性,以他的素质,以他祖祖辈辈相递的文人资质对他的传承,在他有了物质而不忘教育,有了身价而始终流连于校园生活,甚或到了八十以上之高龄,在他的古稀之年,还饶有兴味去英国剑桥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切心灵之驱使,以及珍惜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以“学”来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与报人的运命,我想,这不就是有如孔子所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吗 ?于此,我认为金庸的资质、在他血脉中流淌的,是更接近于一种“儒”的本色。所以,当我动笔写他的传记时,跳入我脑海并随之写下而定格的便是这“儒侠”两字。
我与金庸相见相叙是在1999年,是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如果,我们把时间移至半个世纪之前,那便是1949年,也正是金庸本人命运的转折之际。正如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池田大作曾对金庸开篇就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人生际遇的‘戏剧’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的确,在1949年与1950年之际,确是决定金庸后五十年人生之“命运的偶然”时期。又诚如池田大作在此书中所说:“人会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令人怀念的——以佛家之言而论,就是‘宿世之缘’的命运之线在操控……”我追溯金庸80多年以来人生旅途之轨迹,深深感到1949— 1950年之际,也正是“命运之线在操控”着他走向人生的另一个渡口。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的渴望,犹如一个船夫重新挂起一片白帆、一只急驶的独木船,使他又另辟蹊径奔向了另一个生活的大海…… 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我截取了传主人生的一个横断面开始叙述,即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写起,分上下两篇进行撰写,上篇是《1949年前的金庸》,下篇是《1949年后的金庸》。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儒侠金庸传》,也许正如金庸自己所说“不曾识面早相知”,也一如池田大作所言“人生何处不相逢”。当我在电脑上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相信与读者早已共存在这部金庸先生的传记中了,我们的心也早相知和相识,于此,我深深地期盼! 野人献芹,这篇原本可以更短些的后记,已拉杂了些。但如果在这部传记中,读者对我写金庸人物之历史,可获点滴知识,那将使我更感喜出望外、夙愿足矣! 张建智 2005年10月8日 记于湖州苕溪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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